2022年1月4日,专为南非前总统祖马贪腐案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提交一期报告,基本坐实祖马贪腐罪行。持续半年的案子算是有了阶段性的了结。2021年7月8日,祖马因多次躲避反腐败委员会传召,而以藐视法庭罪锒铛入狱。他的反对者欢呼“法治与司法独立”获胜,而他的支持者则谴责这是“政治迫害”。祖马贪腐案随即引发暴力抗议。骚乱从其家乡夸祖鲁-纳塔尔省迅速蔓延到南非金融中心约翰内斯堡。这是自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以来,南非最严重的暴力冲突。7月18日曼德拉日,现任总统拉马福萨敦促民众积极重建国家,以纪念反种族隔离英雄。但骚乱局势仍持续发酵,至少造成337人死亡,2550余人被捕,上万家店铺、工厂与公司受波及,经济损失达500亿兰特(约合222亿元人民币)。

南非目前最大的政党是非洲人,简称非国大。1994年以来,该党与南非及南非工会大会,组成执政联盟“三方联盟”,始终掌握南非政权。祖玛贪腐案及因之而起的骚乱暴露了非国大政府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严重贪腐。祖马并非个案。早在2001年,曼德拉前妻、“南非国母”温妮就因庞大开销来路不明被捕。新冠疫情期间,非国大秘书长马哈舒勒、南非发言人迪科、豪登省卫生局局长苏库等政要也相继卷入卫生系统贪腐案件。其次,派系斗争激烈,监督问责低效。非国大内形成两大阵营:一派由拉马福萨总统领导,在祖马政府“十年腐败与掠夺”之后,重建国家机构与问责制,但非洲晴雨指数表明,南非人认为在其治下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另一派则仍效忠前总统祖马,拥护这位南非迄今唯一一位祖鲁人总统。祖马一再威胁“逮捕我,国家就会乱”。他有许多祖鲁族支持者。他的家乡也是服刑地夸祖鲁-纳塔尔省就是祖鲁族聚居地。被监禁前,祖马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在拥趸中广获响应。他女儿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激烈言论,为其声援。这些都促使祖马支持者抗议演变为大规模骚乱。

南非更深层的困境在经济社会领域。非国大政府始终无法解决贫困、失业与不平等三大痼疾,反而使之愈演愈烈。超过3040万南非人(占人口的55.5%)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部分是黑人,同时基尼系数也为世界之最,高达0.77。新冠疫情更加剧既有社会问题。2020年,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与惠誉将南非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惠誉指出,该国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近乎停滞的经济增长与令人咂舌的不平等水平构成其主要担忧。2021年第一季度,南非失业率达32.6%,打破2008年南非统计局开始进行季度劳动力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青年失业率达74.7%,远高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的全球平均值(13.6%)。在这些痼疾面前,非国大政府束手无策。国民议会2021年12月7日投票否决了允许无偿征收土地宪法修正案,拉马福萨政府解决土地分配不公的努力受挫。

不过,祖马入狱仅仅是导火索,腐败与党争,乃至贫困、失业与不平等亦恐均为表象。这个曾以和解、稳定与发展闻名于世的非洲大国为何沉沦至斯?本文尝试回溯历史,着眼南非1994年以来转型的局限性,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一探究竟。正如巴林顿·摩尔对反动意象与革命意象的评论,“如果未来世界的人们真想冲破当下的锁链,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锁链的力量。”

1990年2月,曼德拉获释,结束长达27年的服刑。粤语金曲《光辉岁月》歌颂道:“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释放曼德拉的决定由民族党领袖、时任南非总统的德克勒克秘密做出。1993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同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前,图图大主教也因反种族隔离于1984年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盛赞这对“黑白双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幸运地看到,种族界限两边都有出色的领导人。”他怀揣基督教善意与乌班图精神描绘种族和解。然而,如果以政治社会学的眼光审视非国大的道路选择,我们就会发现新南非1994年的这场转型并不那么简单。

种种迹象表明,非国大已然抛却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路线,转而拥护新自由全球主义与市场。从1990年2月到1992年初,所有非国大政策文件都强调“通过再分配增长”的必要性。但是,从于1992年5月发布的一份题目为“准备执政”的重新制定的经济文件发布开始,“通过再分配增长”这一说法却销声匿迹了。无独有偶,同月,在非国大召开的政策会议上,曼德拉辩称“国有化”应成为备选而非首选方案。这与1955年非国大《自由》所希冀的“人民共同所有制”本质上是背道而驰的。更有甚者,秘密谈判中达成的协议规定,非国大政府的税收与财政支出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固定。这就意味着非国大政府丧失了全面再分配的能力,背弃了它曾为之鼓与呼的广大贫困人民。“授给黑人以经济权力”是1994年以来非国大打出的响亮口号。但实际从黑人经济振兴与平权行动中大获其利的并非原先允诺的广大弱势人群,而是少数黑人实力集团,最富有的20%收入迅速甩开最贫穷的50%,包容性增长遥遥无期。

同时,“华盛顿共识”在新南非大行其道。于1996年6月通过的“增长、就业与再分配”战略将新自由主义的处方推到极致。它奉行财政紧缩,增长设计依赖私人投资与非黄金进出口的增加。此外,为实现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非国大还废除所有形式的关税保护,放弃国家对金融的管制,允许外国资本不受控制地进入国内金融市场。非国大政府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带来的后果却是,南非由原先的半工业化国家转变为未工业化的南方国家,从此再无力吸引外国投资与技术。非国大已全盘接受“让国家退位”口号的另一例证是,在其执政的开头12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始终低于GDP的3%。这也不利于处于追赶阶段的新南非。

非国大政府意识形态转变与阶级妥协有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的原因。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式社会主义瓦解,美国霸权站稳脚跟,全球化高歌猛进,第三波民主化春风得意,“华盛顿共识”理念的吸引力如日中天。在一个号称“历史终结”的时代里,非国大很快失去了认真考虑其他发展模式的能力。其次,美国压力集团对南非恩威并施。一方面,它向非国大承诺,新自由主义模式能创造有利条件,促使大量的援助和投资流入,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并自动产生“涓滴效应”根除贫困。另一方面,如果非国大不合作,它则以依附性威胁使经济崩溃。对此,南非历史学家泰列伯兰奇评论道:“90年代初期,美国人将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兜售给南非时,曾如此兴高采烈与不可一世,但2008年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后的今天,却彻底名声扫地。1994-1996年转型期,南非政治经济体制美国化,建立在错误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权力结构上,因而踏上错误的发展道路。”非国大被这种思潮误导了。

不过,根本原因须深入国内层面探寻。正如恩格斯《反杜林论》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与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种族隔离制度下资本集团的继承者为新兴黑人利益集团创造出诱人的机会,其中尤以矿产与能源复合体为代表。在1994年以前,矿产与能源复合体与白人政府过分密切地互动。1994年转型以来,它再次通过非正式制度与非国大政府结成过分密切的伙伴关系,并借助公私界限的模糊不清,诱导后者滑入大规模腐败的歧路。热切响应这一诱惑的,则是非国大内部长期存在并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非国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希望发展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寻求的是资本的支撑,是企业界的支持,进而和平完成民主转型,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共同利益把小资产阶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绑在了一根绳上,非国大就很容易被只顾狭隘利益的压力集团拖着走。所以,阶级妥协是双方共同促成的。

图7:南非民众反腐,左标语“种族仇视偷走我们的过去,腐败偷走我们的未来”,右标语“父辈与种族隔离斗争,我们与腐败斗争”。图源:网络。

在上述两重因素的作用下,新南非政治经济体制进入了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埃文斯1995年提出的“嵌入性自主”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要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自主性”,国家应不受外部既得利益集团掣肘,自主而有效施政;二是“嵌入性”,国家应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在制定并实施政策过程中,与社会保持频繁而有效的沟通。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社会间的嵌入性联系,应当是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而非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个人层面的利益勾结与输送。南非的情形恰恰相反。过多特权赋予白人种族隔离制度下资本集团的继承者、新兴黑人利益集团及跨国公司,仅有极受限制的权力留给非国大政府自身:必须保持财政紧缩与赤字减少,税收与财政支出必须与国内生产总值按固定比例挂钩。对非国大政府限制是如此苛刻,以致它缺乏“自主性”有效执行再分配与工业化,而在“嵌入性”方面又未能形成良性机制:国家执行委员会一手决定非国大圈子内的裙带关系网,议会比例代表制又加强非国大分裂与帮派化的趋势,“天蝎队”等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监督机构遭解散,除了“HIV/AID治疗行动”外也缺乏有力的公民社会团体。如此一来,非国大政府就对深陷贫困的黑人民众无所作为,却为各色利益集团锦上添花,纵容权力寻租,滋生贿赂腐败,养肥实力集团,沦为与“发展型国家”相对的“掠夺型国家”。南非的核心矛盾也从1994年以前的种族矛盾转变为1994年以来的阶级矛盾。

俗线年代初期,新南非政治经济体制这块“铁”确实烧热了,可惜却被敲打成错误的形状。如今,非国大也只能等待这块“铁”再次热起来,以便重新“打铁”,但整个社会也将变得动荡。米格代尔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能力并指出,“只有当社会控制高度集中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才能出现。如果没有外部因素首先制造一个灾难性局面,迅速而深刻地破坏旧有生产策略,亦即社会控制的基础,这样一个社会控制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发生的。”新南非即陷入弱国家无法战胜强社会的困境。现有分配制度下坐拥其利的少数实力集团越是冥顽短视,当系统性危机真正来临之际,引发革命而非改良的风险就越大。祖玛贪腐案捅破了南非政治社会困局的一层薄壁,让我们看到这个名附骥尾的金砖国家内部深层次的转型矛盾。除非非国大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自我革命,加强国家能力,向贪腐亮剑,向利益集团亮剑,否则火山爆发式的社会革命还在后头。

(本文作者:周心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1.[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十卷》(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美] 奥塔韦:《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启蒙编译所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3.[美]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张长东 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美] 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王茁、顾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5.[南非] 马雷:《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葛佶、屠尔康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 [南非] 泰列伯兰奇:《迷失在转型中:1986年以来南非的求索之路》(董志雄译),北京,民主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

7. [南非] 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张越然:《将阶级带回“发展型国家”——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发展》,载《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

9. 郑宇:《全球化、工业化与追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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