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时刻直面生死考验。保障他们子女的安全,就成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国家博物馆收藏了几件有关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文物,通过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还原那段难忘的历史……

由于日军空袭,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从延安迁往安塞等地,延安一时没有保育机构。无论人的子女还是烈士遗孤,都被寄养在老乡家中或被迫送人,有的失联、夭折甚至面临敌人的迫害。

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他提议,党中央于1940年3月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建起中央托儿所,以最大限度保护好红色血脉,为前线的将士们排忧解难。为了表彰傅连暲的突出贡献,1940年3月8日,朱德亲笔给他题写了“妇孺健康之保障”的横幅。目前,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中央托儿所的第一任所长丑子冈是革命烈士遗孀,曾在延安中央医院担任护士,并参与延安第一保育院的扩建。副所长曹和静兼任文化教员,保育员有祁月娥、任小英、张凤云、杨翠花等。

中央托儿所迎来的第一批小朋友是:罗小金()、毛娇娇(李敏)、贾丽丽、谢定定、王苏云、傅维芳、小胖,一共7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党内做着重要的领导工作,整日扑在工作第一线上,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中央托儿所成立后不久,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们也纷纷把他们的孩子送来,其中有的儿子刘太行、的女儿邓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杨勇的儿子李小平、黄镇的女儿黄文、黄浩以及白坚的儿子白克明……

1939年,刘太行出生于太行山,1940年10月,委托把刘太行带到延安,起初由康克清照顾。由于工作繁重,康克清只能从延安女子大学找了个年仅15岁的大孩子王茜平,托她照顾一段时间。因为快两岁的刘太行还不能走路,大大的脑袋,胳膊腿细得像火柴棒。经王茜平精心照料半年之后,太行的身体终于恢复到正常。康克清十分高兴,就把她推荐给丑子冈担任保育员。于是,一个保育员和一个新生,一起到中央托儿所报到了。

从7个孩子到100多孩子,从6孔破窑洞到齐整的四合院,保育员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边区政府也千方百计保证保育院、托儿所的经费。当时大人一天只有两餐稀饭,好一点的时候,里面能撒点菜叶、土豆片,更多的时候只能撒一把咸盐,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然而最让大人揪心的不是自己,是孩子。吴持生是1940年被父母送进中央托儿所的,当时只有一岁多。他后来回忆说:“幼孩们站在小床上,整齐地靠着栏杆排成一排,等着阿姨喂糊糊吃。只见阿姨端着一大碗面糊糊,一勺、一勺地从头喂到尾。喂前面的孩子,后面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两个眼睛紧盯着盛面糊糊的大碗和喂糊糊的勺子转。同样,喂到后面的孩子,前面的孩子也如此情景。阿姨喂到哪个孩子跟前,哪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一口抢上去,狼吞虎咽地吞下肚。”

在了解到中央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后,宋庆龄通过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千里迢迢送到延安。后来,宋庆龄还想方设法送来了一台大磅秤,不仅能称体重还能测身高,在托儿所派上了大用场。她深情地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

为感谢洛杉矶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1942年9月的一天,在延安兰家坪的山坡上召开了“洛杉矶托儿所”命名大会。这个新名字让托儿所的孩子们觉得新奇,有孩子好奇地向保育员阿姨询问“落山鸡”是什么鸡?惹得阿姨哈哈大笑,告诉大家那是美国的一个地名。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在洛杉矶托儿所,儿童的家庭和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的思想性格也各有特点,在实际教育中,保育人员非常注意根据这些不同安排对他们的文化教育。对于聪明伶俐、勤学好问的,要求稍高一些,性格内向、不爱学习的,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进行。

大班孩子自清晨六点半起床,洗脸、洗手后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钟开始“卫生检查”;九点十分开始“表情歌”;九点五十分“游戏”;十一点半“吃中饭”;两点半“故事”;三点半“自由玩耍”……各种生活管理的详细列表显示了当时这所托儿所在管理工作上的努力和逐步走向规范化。

在当时的洛杉矶托儿所,玩具大部分都是自制的。游戏场中有秋千架、木马、荡船、沙坑、小木房子等等;还建造了动物园,养了孩子们喜欢的小鸡、小鸭、小狗、小猫、小鸟、小兔子等小动物;小农场里面种了西红柿、甜南瓜、洋芋、青苗等等,带有浓郁的陕北特色。延安画家古元还为不识字的小朋友画画,挂在小班教室的墙上,例如“公鸡叫鸣,母鸡生蛋”“牛耕田”“鞋带开了我扣上”“吃饭前洗洗手”等。

所有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孩子,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延安儿女”。在党的阳光抚育下,孩子们一起成长,他们可能不认识亲生父母,不了解他们的亲兄妹,但他们有比亲人还亲的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有共同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

保育员严明回忆对丑子冈最初的印象时说:“她的容貌并不好看,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眨巴眨巴的,撅着个嘴,讲一口湖南话:她每天都会到班上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经常教育我们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这是黄延岭在洛杉矶托儿所盖过的褥单,185厘米长,76厘米宽。黄延岭被送进来的时候才两岁,他对父母的全部了解就是在托儿所毕业时,老师让他们记住父母的名字,以便将来父母能找到他们。正是在洛杉矶托儿所,黄延岭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名字。他后来回忆说:“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天上自习,忽然有同学从教室外头走进来说:‘延岭,你爸爸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校长办公室有一个本,上面有记录。我把作业一扔就跑到校长办公室,全班同学也都跟着跑过去了。到了一看,校长办公室没人,桌子上就有一个本。我翻开本一看,父亲那栏写着:1946年11月,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当时我眼泪就噼哩啪啦掉下来了。回到教室后,全班同学没有一个吱声的,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

这张照片画面中央是一位保育员带着孩子们从大门走出洛杉矶托儿所。保育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与今天防疫穿着非常相似。当时,保育员们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传染病的威胁,确保每个受托儿童都能健康成长。保育员周桂枝回忆,丑子冈所长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

一次,一个孩子夜里发高烧,年仅16岁的保育员王茜平把孩子抱在怀里,照顾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王茜平背着孩子去门诊部看病。小小的身体背着另一个小小的身体,坚定地往前走着,一不小心扭了脚。强忍着泪花,在一路“弟弟加油”“姐姐别哭”声中,王茜平和孩子互相慰藉着走到门诊部。

1944年冬季,传染病及各种疾病流行,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傅连暲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调沈元晖任洛杉矶托儿所所长。沈元晖1941年来到延安,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她回忆说:“托儿所从领导到各主要干部都具有专业知识,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发挥各人专长,将托儿所办好。经过讨论,制订了必要的制度,如晨间检查、隔离制度、定期健康检查及食具和生活用品的消毒制度等。根据当地条件研制了一套适合儿童的食谱,给孩子们上卫生课,培养卫生习惯,锻炼身体,以及幼儿教育。另外,我们做了一件较重要的工作——为保育员开办训练班。”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快使洛杉矶托儿所改变了面貌,环境简陋但整洁干净的窑洞内外回荡着他们天线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由各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孩子们个个精神饱满,唱着充满斗志的抗日歌谣,赢得了各国记者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群自信活泼的孩子给各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透社记者在报道中由衷感慨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政府就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为了保证孩子们安全,中央决定洛杉矶托儿所提前撤离。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在撤离之前赶制出来了马背摇篮。周幼马回忆说:“为了跟上大部队行军,小孩子们都被放在筐里由骡子一边一个驮着。我妈妈当时牵着的骡子,一个筐里是我,另一个筐里是的儿子杨绍明。那真是好‘摇篮’啊,即使白天行军,我在筐子里摇啊摇啊,很容易就睡着了。”

敌机的出动规律是上午9点以后至下午3点前。因此清晨是行军的好时间。行军通常都是早晨起床后,大人们把熟睡的孩子们唤醒,迅速穿衣、洗漱、吃饭、上厕所,日出之前出发。就这样,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数十个村庄,洛杉矶托儿所的四十几名工作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保护着90多个孩子辗转行军几千里,安全转移到目的地,受到的表扬。

保育员周桂枝最难忘的是丑子冈带领大家东渡黄河:“她时而在前面探路,时而在后边收尾,跑前跑后,指挥队伍行进。她每天和大家一起照看孩子,每到一处,就先安排好孩子的吃住,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到各班检查。她三岁的小女儿(丑松亮)也在托儿所,她从不多照看一眼。由于过度的劳累,丑子冈又黑又瘦。”

保育员们凭着坚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那个动乱年代的孩子们开辟了一片弥足珍贵的童年乐土,她们的柔情与慈爱,成为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革命后代们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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